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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达尔:寂寞身后事

  叶戈尔·盖达尔去世后的第一场杜马会议上,一位议员提议为逝者默哀一分钟,但遭到大部分议员的拒绝,提议不了了之。这一场面让人们想起两年前叶利钦的去世,当时俄共议员拒绝起立为俄首位总统默哀。不同的是,叶利钦至少获得了多数议员们的哀悼,而盖达尔没有。

  尽管舆论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盖达尔所主导的那场改革虽未成功但对俄罗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经历过那场改革的人们仍没有停止将盖达尔看做失败的祸首,并将这种观点灌输给下一代。在悼念盖达尔的论坛上仍不时可以看到诅咒的线年代第一批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苏联青年学者很有一种开眼看天下的感觉,经历过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他们梦想着能够改变国家,而先于国人接触西方经济学的事实让他们更有一种责任感。“青年改革派”就诞生于这批人频繁的相互接触中,盖达尔堪称其中的领军人物。从这些成员们的回忆中可以知道,这些希望用经济学知识改变国家的青年曾经预见过领导改革者可能输掉一生的声誉,毫无疑问,盖达尔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但是,当1992年叶利钦决定起用盖达尔领导俄罗斯经济改革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年后,盖达尔走完了布满荆棘的改革道路,走下了政坛。这位充其量是一位技术官僚的改革领导人同被他的改革淘汰的一代人一同跌入深渊,那一代人因为他的改革而极端贫困,他因为那一代人的诅咒而无法翻身。

  盖达尔的政治启蒙开始于12岁。那一年,苏军进军布拉格,粉碎了“布拉格之春”。他的父亲、曾与卡斯特罗结下深厚友谊的铁木尔·盖达尔向儿子讲述了苏联的本质。老盖达尔回忆称:“我的父亲(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至死也不曾在政治上为我‘开蒙’,直到我的母亲死于‘大清洗’我才搞明白苏联政治的本质,我不希望儿子也像我一样。”

  父亲的教诲起了作用。1972年,16岁的盖达尔与自己的语文老师谈起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老师向盖达尔讲述了“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事情,而盖达尔竟出人意料地答道,不,改变国家,我要走另外一条路。

  至于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老盖达尔的回忆或可提供答案。年轻的盖达尔曾经对苏联体制甚为失望,父亲对他说,总有一天,国家会需要真正的经济问题专家,努力吧!从此以后盖达尔开始希望成为一名专家,这为其日后技术官僚的身份打下了伏笔。

  盖达尔年满30岁后进入苏共理论刊物《人》杂志。他当时的同事回忆称,那时的盖达尔热切地关注着正在波兰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且时常对人说,我的波兰同窗都已经在政府内任职,并成为改革的中坚,我们迟早也会听到国家的召唤的。

  这种态度是三十而立的盖达尔时常表露出来的,尤其是在同自己的朋友——未来的“青年改革派”成员聚会的时候。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梦想的实现也许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就在苏联解体一年之后,盖达尔带领着自己的伙伴进入了叶利钦的政府,并开始为新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起草方案。1992年10月,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领导俄经济改革的第一副总理,就好像在说,既然是你制定的计划,就由你来完成吧。

  盖达尔昔日的梦想实现了,不过他名义上的经济改革领导人称号并不符合事实,在10个月的政府任期内,他一直是一个技术官僚,他为之服务的人便是叶利钦。盖达尔从未担任真正意义上的总理,即使是从名义上来看。1991年11月进入政府担任副总理;1992年10月开始担任第一副总理,半年后离职;1993年9月叶利钦与杜马斗争高峰时再次担任第一副总理,4个月后再次离职,并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政府任职生涯。这10个月的副总理生涯中,叶利钦一直担任着总理一职。

  这是一个很精巧的配置,盖达尔是改革的设计者和名义上的领导人,而真正的主角隐藏在背后。所以当改革遭到唾弃时,主角反倒成了“胁从”。

  离职后的盖达尔成立了“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继续着学术研究,这也是其“专家梦”的延续。2006年,改革15年后,“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迎来建所15周年庆典。昔日同盖达尔一同设计了改革蓝图的伙伴们赶来为盖达尔的研究所祝贺生日。盖达尔发言时很激动:“我永远忘不了18年前接到叶利钦电话的那一刻,忘不了和伙伴们为国家的改革操劳的那段岁月。”

  盖达尔的这段讲话出现在报纸上,很多人看了之后会不满地咒骂几句,然后将报纸扔到路边,上面印着盖达尔那张憨厚的脸。

  2007年,叶利钦去世,议员们为他默哀。2009年,盖达尔去世,议员们不愿为他浪费哪怕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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